天氣陰冷，我在東西湖方艙醫院B廳值班。今天這里住滿了大約400個病人，查房后，我篩選出大約10位病情加重、需要轉到定點的醫院進行進一步治療的患者。同一時間，對講機里不時傳來旁邊A、C兩個方艙大廳有患者需要轉診的消息。目前定點醫院的床位有些緊張，部分不斷加重的患者想要轉出方艙醫院也確實不那么容易，指揮部正在努力解決這一情況。
2月15日，武漢東西湖方艙醫院，一名出院患者在車上揮手致意。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趙迪/攝
2月15日，武漢東西湖方艙醫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副院長、東西湖方艙醫院副院長李志強（左一）在雪中等待為治愈患者發放出院證明。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趙迪/攝
大約上午11點多，盼來了一輛救護車，我趕緊招呼里面兩個嚴重患者盡快出艙上車。同一時間，旁邊C廳一位中年女患者，穿著花睡衣，拎著臉盆被子，不顧地面上的積水快走幾步搶在我們前面，急匆匆如風一般。無奈，我帶著的兩名患者因呼吸困難不敢快走，只能眼看著被她超過。
花睡衣大姐剛要上車，不料意外發生了，只見她突然意識喪失，癱倒在地，四肢僵硬，口眼歪斜，緊咬牙關，口溢白沫。當時我正好在她身后位置，一把從后面抱住她，用另一只腳面勉強接住她，大姐才沒有直接倒冰冷潮濕的地面上，也沒有發生頭撞傷。當時，花睡衣患者的主管大夫并未相隨，只有一名其他醫院的醫療隊護士陪同，這位護士可能沒有處理過這種情況。
我一手扶住患者，一手摸頸動脈尚有搏動，初步判斷是癲癇發作，我立刻喊來了我們醫療隊的護士長張洋，護士劉穎、閆嘉琳，大家一起將患者抬到救護車上，舉其下頜，借用旁邊患者的手紙，清理口腔內過多的分泌物，保持患者呼吸道暢通。救護車的醫生迅速給患者吸氧，過了幾分鐘，患者逐漸逐漸意識清醒，呼吸脈搏有力，可以簡單交流了，幸免于難。急救車馬上將患者送至定點醫院。好在兩家醫院距離不遠，希望患者后續無虞。
我是一個喜歡下雨天的人，可今天我無暇賞雨，因為第一次經歷了在武漢重癥病房的搶救。
一位56歲的腎移植術后患者，前兩天巡視病房的時候我還和他聊天，囑咐他注意休息，我們第4小組還和他的腎移植手術醫師探討抗排異藥物以及新冠肺炎的治療方案，今天突然氧飽和度下降，我們立即開始搶救。
我在床頭給氧，郭立軍心外按壓，患者恢復了自主心率，還能和我語言交流，我倆終于松了一口氣，為病人的意識恢復感到欣慰。
可馬上患者再次出現飽和度的下降，心率減慢，我們小組又再次組織床旁搶救，劉慧強醫生、王奔醫生、劉洋護師、程新鴿護師輪替為患者心外按壓，張佳男護師在床旁負責給氧，胡靜、王思媛和李思齊三位護師在緊急執行我的搶救口頭醫囑……持續將近1個小時，我們只有一個信念——把他救活！但是很抱歉，我們沒能留住他。
這在普通監護室看似是一場普通的搶救，在這里卻變得不尋常。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的我們在里面巡視病房都會有呼吸困難的癥狀，在搶救的時候更是對體力和耐力的極大考驗。任何一名成員都沒有去看是否會被床旁的物品刮破防護服，沒有任何一名成員在心外按壓的時候去考慮自己的手套是否破損。我們還會遇到諸如此類的搶救，但我們依然選擇勇往直前。
下過雨的武漢放晴了，早上6點才入睡的我迷迷糊糊醒來，和過去每一天一樣在家庭群里報了一聲平安。
2003年抗擊非典疫情的時候，我不過是個小學三年級的孩子，只覺得那一身白衣是這個世界上最神圣的存在，只是沒想到十幾年之后，我也會成為千千萬萬白衣中的一個，義無反顧地來到最前線。
2月9日，我和同為醫務工作者的姐姐，與醫護同仁們一起踏上了前往武漢的班機。在正式工作之前，我們反復開了會交代了注意事項，由于防護服過于悶熱，有的同事會有胸悶不適甚至暈倒，但由于我們都暴露在病房環境中，不能扶也不能幫助脫衣服，所以李勤護士長再三強調要注意安全，并把10人的隊伍編為5人一組的小分隊，5名隊員先進去病房工作，如果前組有同事不舒服馬上提出，由下一分隊隊員替出，3小時后由后5人小分隊進入病房，代替前組進去的同事進去工作。
我被編入了后5人的小分隊，由凌晨零點工作至凌晨三點，第一次進行這么嚴格的防護，內心緊張又忐忑，我是此次常熟二院派來支援的人員當中年齡最小的一位，非常害怕進去病房之后給大家添麻煩，所幸我的小伙伴們都身經百戰經驗豐富，這讓我安心不少。
第一次穿防護服的時候，蘇州市立醫院的老師全程把關，幫助我們把縫隙都貼得嚴嚴實實，確保安全之后才放我們通過一扇扇門，經過緩沖區，正式進入病房。
我所在的病區是由蘇州援武漢同濟醫療隊一隊整建制接管的重癥病房，這里有生活能完全自理的病人，也有接著監護器一動就喘的重癥病人，我們一人蹲守一段病房，負責里面病人的治療工作。
雖然基本上都是平時接觸的操作，但帶了兩層手套，穿戴著一層又一層的防護用具，做起事情來還是比較笨拙，比較慶幸的是這些都能克服，我工作的那3小時里，雖然一直進出病房，但頭暈胸悶和氣喘這些感覺我統統都沒有，也突然有點明白為什么有的朋友會說我是“打不死的小強”了。
病房里的病人們都會跟我說謝謝。有位大爺連著心電監護掛著補液，由于沒有人陪護，自己喘著粗氣摸索著去上廁所，我進去巡視的時候，發現他呼吸急促，補液也早就掛空了，顫顫巍巍地在水龍頭旁邊洗手，我馬上把他的補液袋提起來，扶他回了床上，重新接好補液和監護，給他吸上了氧，并叮囑他不要下床，有事按床頭鈴呼叫，他雖然喘著氣但一個勁兒對我說謝謝，說如果不是我們他已經死了。那一刻我的心里萬分復雜，這些舉動在平時的臨床工作中，不過就是芝麻大點兒的小事，但對于這里的病人來說，可能是延續他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線，是阻隔死亡的最后一堵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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