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國在戰后幾十年間經濟政策的一系列轉變，從增加公共投資支持國家經濟建設，到為提高市場效率而推動貿易自由化，全球布局產業鏈，再到重拾保護主義，追求“美國優先”，反映出其總是根據自身利益來調整言行。尤其是近年來，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在對華敘事中先后提出“脫鉤”和“去風險”，但這并不能改變世界朝著一個中心化程度更低的政治經濟框架發展的趨勢。

　　作者：馬爾科斯·科爾德伊羅·皮雷斯（Marcos Cordeiro Pires）

　　巴西圣保羅州立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國際關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強國根據自身利益塑造言論和行為方式：昨天還言之鑿鑿說要維護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原則，今天就公開為保護主義、產業政策辯護，動輒拿就業和經濟彈性說事兒。

今年4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了一篇主題為“恢復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的演講，從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到這種態度的轉變。他表示，曾為美國戰后建設立下汗馬功勞的公共投資愿景已經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主張減稅和放松管制、重私有化而輕公共行動、追求貿易自由化的理念。

由于過于簡單地追求“市場效率”，整個戰略物資供應鏈以及制造這些物資的產業和工作崗位，都轉移到了海外。當時人們的想法是，深度的貿易自由化可以幫助美國出口商品，但不會導致美國就業崗位流失和生產能力下降——然而現實卻并不是這樣。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40多年前，主要工業化國家面臨著第二次石油危機帶來的通脹沖擊，以及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采取激進加息措施帶來的衰退影響。當時，西方企業的盈利能力處于低谷，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而日本企業在許多工業領域的創新處于領先地位。

彼時，全世界都在研究日本的“柔性生產”模式。這一生產模式的創新之處在于所謂的“豐田主義”，包括高水平的外包和被稱為“準時化”的創新物流。因此，各國開始實施自由化改革，通過外包和創建龐大的價值鏈，為尋求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創造國際環境，從而恢復跨國公司（主要是美國公司）的利潤率和競爭力。這一過程被稱為“全球化”，也是豐田模式在世界范圍內的延伸。

西方精英們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每個國家、每個企業扮演的角色是一成不變的：擁有名牌企業的工業化國家將專注于附加值更高的領域，如創新、研發、設計、營銷、金融和商業化；人均收入較低、沒有知名企業的國家，則只能專注于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密集型行業。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然而，中國顛覆了這種全球化模式。中國在最初進入全球價值鏈時位于最底層，但它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建立起了復雜的工業體系，吸收和開發了尖端技術，創造了世界級企業，如今在質量、技術和價格方面與西方國家形成有力競爭。作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和世界各地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已成為國際經濟關系中不可回避的角色。

當中國能夠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下，在多個行業領域同發達國家平等競爭時，美國政府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中國的發展，其中最主要的有“重返亞洲”戰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TPP)、為打壓“中國制造2025”而對中國商品無差別加征關稅、禁止向中國出售最先進的半導體、施壓第三國不許華為參與其5G網絡建設，以及拋出“脫鉤斷鏈”說。

此外，美國還放棄了自己過去長期奉為“圣經”的自由主義原則，轉而堅持“美國優先”。它癱瘓了世界貿易組織，還啟動了一系列產業政策，如“產業回流”“近岸外包”、先進制造、生物制藥和生物制造、先進芯片生產、可再生能源產品等。

　　圖片來源：新華社

美國的行動也損害了它與歐洲盟友的關系。當美國在2010年開始實施產業政策時，歐盟的GDP總和比美國更高。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8年，歐盟GDP為美國的113%；到了2022年，歐盟GDP僅為美國的65%。“美國優先”的原則甚至疏遠了其北約伙伴。

回到美國的話語邏輯上來，值得一提的是，自上文說到的沙利文發表演講以來，美國在談及中國時改變了基調，用“去風險”取代“脫鉤”，試圖緩和矛盾。這一用詞的變化反映出，人們日益認識到，無論是在商業還是金融方面，美國經濟都不可能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情況下脫離中國。此舉也表明，美國不可能將“脫鉤”政策強加給其最親密的伙伴。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國需要考慮自身利益，不會采取只有利于美國的政策。

最后，值得強調的是，政治話語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當霸權國家試圖調整其敘事以遏制中國時，世界就會朝著一個中心化程度更低的政治經濟框架發展。2008年，中國GDP僅為美國的31%；到了2020年，按現值美元計算，這一比例上升至70%以上。變化是世界的一部分，沒有什么能夠阻擋。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標題為 "Time for acceptance"

責編 | 宋平 欒瑞英

編輯 | 張釗

實習生莊舒涵、尹康君、陳雨舒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