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十年來，中國與東盟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凝聚并保持了高度的發展共識，構建了多層次合作機制，實現了經濟發展與安全治理的同步推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不僅有力助推了雙方經濟的互利共贏，也為地區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這些經驗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借鑒意義。

作者：張潔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十年來，“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在東南亞取得豐碩成果。以2018年“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提出為分界點，共建“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特征是重點完成戰略對接并啟動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第二階段的特征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率先轉向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高質量發展的新領域。

在此過程中，中國與東盟國家積累了一系列成功經驗，包括保持高度的發展共識，建設和利用多層次合作機制，有效平衡發展與安全雙目標。這些經驗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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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國與東盟國家具有高度的發展共識。

歷史實踐決定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冷戰結束后，開始更多聚焦發展，而以開放、合作為特征的發展路徑選擇則推動雙方相向而行。特別是經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與東盟逐步形成最具實質性、最有活力以及最有引領性的伙伴關系，這種基于實踐形成的發展共識與互利共贏，決定了東南亞必然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優先發展方向，并在新動力下產生更多合作成果。

近年來，面對本地區錯綜復雜的地緣政治演變、日益抬頭的保護主義、多重跨國威脅以及科技巨變等，中國與東盟仍然能夠以聯合聲明的形式，明確和固化發展與合作共識，即重申堅持發展導向和發展優先，通過共商共建深化合作，建設有意義、實質性、互利的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促進和平、安寧、繁榮和可持續發展，從而確保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可持續性，也對維護地區和平做出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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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多層次合作機制提供了有效保障。

東南亞合作機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東盟的存在，作為冷戰結束后成功運作的地區組織，東盟凝聚東南亞各國共識，加強組織內部的統一性，并在此基礎上通過“10+1”“10+3”、東盟地區論壇以及東亞峰會等機制的構建，在地區架構中占據了中心地位。因此，在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系中，“雙軌路徑”成為顯著特征，即一方面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雙邊關系，另一方面是中國與東盟的整體關系。

雙邊關系是中國開展東南亞外交的基本途徑，適應東南亞國家的多樣性特征；中國與東盟的對話則對地區整體合作具有協調與引領作用，有助于推進區域合作與地區整體穩定。“雙軌路徑”是東南亞成為共建“一帶一路”樣板地區的重要原因。

除了“一帶一路”倡議與東南亞各國形成戰略對接以及開展大量合作項目之外，在東盟層面，東盟先后出臺的《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和《東盟印太展望》等重要文件，對內統一了東南亞各國的發展共識，對外推動了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對接，從而在整體上成為中國-東盟合作的穩定錨與加速器。此外，在“10+1”“10+3”等對話框架下形成的各類機制，也為“一帶一路”的高效推進以及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力。

圖片來源：新華社

最后，中國與東盟國家重視加強戰略互信，有效平衡發展與安全雙目標。

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始于雙方對南海問題的關切，經過長期磋商談判，2002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按照《宣言》精神，爭議各方保持了相對的自我克制，沒有再出現新的被占島礁，各國間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海上摩擦，從而確保了此后近十年南海形勢的穩定。不僅如此，《宣言》還提出在海洋環保、海洋科學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救、打擊跨國犯罪等領域加強合作，開啟了中國與東盟海上合作的進程。

2010年前后，受國際、地區多種因素影響，南海問題逐步升溫，中國與東盟之間的戰略互信面臨挑戰。鑒于此，2011年中國與東盟國家就落實《宣言》指針案文達成一致。2013年雙方正式啟動“南海行為準則”磋商，該進程為中國與東盟國家及時溝通南海事務創造了條件，有助于增信釋疑，從而有效控制了南海的總體形勢，“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的推進也因而并未被遲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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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中國在2003年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并與東盟形成共識，以此作為處理雙方發展與安全關系的指導原則，推進《東盟印太展望》優先領域合作，加強本地區國家間戰略互信和合作共贏，包括探討同“一帶一路”倡議的互利合作。

實踐證明，中國與東盟國家能夠兼顧發展與安全雙目標，通過妥善處理安全議題確保雙方關系不發生大的倒退，從而為經濟合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必要條件，進而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保障了安全的可持續性。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For the common good"

責編：宋平 辛欣

編輯：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