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帶一路”倡議改變了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生產模式，通過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了國際貿易和相關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從昔日的受援國轉變為如今的對外援助國，在援助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參考了自身的發展經驗，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原則塑造自身的援助政策。“一帶一路”倡議可被視為探索構建升級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嘗試。

高宇寧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際發展與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張美晨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一帶一路”倡議于 2013 年提出，被譽為國際發展領域的一場偉大運動。這項基于共同利益的倡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延伸。中國一直是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受益者，并通過該倡議已成為該體系的主要貢獻者。

一項關于全球價值鏈的研究發現，十年來，中國在加強國內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同時，加強了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經貿往來與分工合作，促進了“一帶一路”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整體覆蓋程度的提升。

“一帶一路”地區的生產網絡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歐洲帶動亞太”的模式，加強了過去十年間中國通過東亞和東南亞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目前的模式已逐漸演變為通過中國反向帶動東南亞和中亞，形成多個完整的“三角”貿易鏈，中國在“一帶一路”地區的地位完全逆轉。

　　圖片來源：新華社

毫無疑問，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促進了貿易的暢通。與西方的惡意炒作相反，大多數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項目的國家和地區都發展迅速。美國數據研究實驗室AidData的最新報告指出，夜間燈光強度是衡量地區人均收入的直觀指標之一——衛星地圖上越亮的地區，經濟發展越好。研究小組選取了過去十年間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約4400個建筑項目，梳理了項目所在地區的明暗變化。

結果表明，燈光不僅集中在中國援建項目所在區域，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照亮”了附近地區，呈現出向外輻射的趨勢。因此，研究小組得出結論：中國對基礎設施項目的參與不僅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周邊地區的整體發展。正如中國有句古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此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除基礎設施建設外，還優先考慮公共服務、醫療保健和教育。中國正在促進互聯互通，讓更多人從發展中受益。在“一帶一路”項目中，約40%是公路、鐵路、橋梁、港口、機場、電網、移動通信信號塔、光纖等互聯互通類基礎設施項目，另有40%是醫院、學校、排水管網等民生項目。為了讓經濟發展惠及更多地區，讓更多人受益，從而縮小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中國正在將這些國家的城市和鄉村連接起來，縮短地區之間和國家之間的距離。

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非常獨特，與其他以經合組織國家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為主的現有對外援助國相比，中國的援助重點是基礎設施，很少附加額外的政治或經濟條件。這可以歸因于“受援國效應”，即援助國的援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國受援經驗的影響。這種受援國效應表明，中國獨特的援助模式不能用“經濟和政治動機的結合”來解釋，它是一種基于互惠互利的獨特模式，強調的是貿易和投資合作。

　　圖片來源：新華社

中國的經驗表明，成功的發展源于中國對外部援助的自主性，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對外援助計劃中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原因。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過于傲慢，不接受任何結構性改革。從上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最早資助的公路項目——成渝高速公路開始，中國就遵守了收費制度，確保了公路的可持續性。更重要的是，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給中國上了寶貴的一課，即互聯互通是經濟發展的命脈，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要想富，先修路”。

中國的案例證明，雖然中國曾經是一個受援國，但通過將外部援助贈款用于中國的漸進式經濟改革計劃，中國擁有了對外援助贈款的能力建設。在經濟成功發展之后，中國轉變為了一個獨特的援助國，在援助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參考了自身的發展經驗。中國作為受援國的經驗使其具備了能力，并根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塑造了中國的援助政策。

未來全球治理新模式的開啟，需要塑造一套符合人類社會包容、共享、可持續發展的新理念、新秩序、新規則，在更高視野、更高層次上開辟實現“新全球化”的有效路徑。綜上所述，“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對現有區域合作機制的替代，而是創新探索和構建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升級版。它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A new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

　　責編 | 宋平 王哲

　　編輯 | 張釗

　　實習生旦增卓瑪亦有貢獻